后唐天成元年（926年）六月，新登基的后唐明宗为安抚西川藩镇、笼络孟知祥，下诏加封孟知祥为侍中，位跻重臣。彼时入朝拜相的任圜兼判三司，总揽全国财政赋税，深知蜀地平乱之后府库充盈、财力丰厚，遂举荐太仆卿赵季良出任三川制置使，专职掌管东西两川赋税征收、财政调度事宜，同时严令催促孟知祥上缴蜀地战后剩余的二百万缗犒军钱，补给空虚的中央国库。

此举彻底触怒了已然心怀异志的孟知祥。历经战乱平叛、安抚百姓、镇守疆土，西川财力尽数用于养军安民，且孟知祥早已决意掌控蜀地所有财赋，绝不向孱弱的中原朝廷俯首输财，因此断然拒绝朝廷诏令，拒不奉诏，公然与中央财政政令对抗。

时任后唐枢密使的安重诲，深得明宗信任、执掌中枢权柄，为人刚愎强势、洞察藩镇动向。他早已察觉孟知祥扩充军备、掌控财赋、拒不遵诏的种种异常，精准判断出其割据自立的野心。为遏制西川藩镇坐大、加强中央对蜀地的管控，安重诲不顾明宗刚刚颁布“罢诸道监军”的新政，破例强行任命客省使李严为西川监军，远赴成都监视孟知祥一举一动、节制西川军政。

这位被朝廷寄予厚望的监军李严，早年曾出使前蜀，亲眼见证蜀地富庶之后，便向朝廷献上灭蜀之策，正是其献策加速了前蜀灭亡、蜀军劫掠、蜀民遭难，因此李严素来被巴蜀百姓深深痛恨，蜀地官民皆对其怨声载道。

天成二年（927年）正月，李严怀揣朝廷诏令、带着监军职权抵达成都，准备接管西川监察大权、制衡孟知祥。孟知祥早已对其恨之入骨，且决意彻底摆脱朝廷管控，不等李严开口履职，当即下令麾下客将王彦铢当场将李严擒拿抓捕，随即斩杀于成都府衙，公然擅杀朝廷钦差、监军重臣。

擅杀朝廷命官乃是滔天大罪，放在往日必遭举国征讨。但彼时后唐朝廷内乱初平、根基未稳、军力疲敝，根本无力远征西川、问罪孟知祥。明宗无可奈何，只得隐忍不发，非但不敢追责，反而主动派遣客省使李仁矩，将此前扣押在凤翔的孟知祥全家老小尽数护送回成都，以示朝廷恩德、安抚孟知祥，实则是忌惮西川势力、被迫妥协。

朝廷的步步退让，让孟知祥愈发肆无忌惮，进一步加紧了掌控西川军政的步伐。天成三年（928年），后唐朝廷试图插手西川人事任免，下诏将深得孟知祥信任、总领蜀地财赋民政的赵季良调任果州（今四川南充）团练使，改派与明宗素有旧交的何瓒出任西川节度副使，意图以亲信掣肘孟知祥、分化其权力。

孟知祥洞悉朝廷制衡算计，坚决不容朝廷亲信插入西川核心权力层，当即强硬拒不服从诏令，屡次上书抗辩、拒不交割职权，态度坚决、寸步不让。朝廷忌惮其势力，最终只能再次妥协，收回成命，准许赵季良留任西川节度副使，彻底放弃了插手西川高层人事的企图。

天成四年（929年），孟知祥的野心进一步显露，直接向朝廷上奏，请求“本道支属刺史，皆由臣本道自行署置”，也就是要求西川境内所有州县刺史、地方官员，全部由自己直接任免，禁止后唐中央朝廷干涉西川人事任免，彻底斩断中央对西川的官吏管控权，实现西川人事自主、军政自决。

在与朝廷博弈夺权的同时，孟知祥全方位巩固西川割据根基，从军备、城防、财赋三大维度全面强化实力。军事上，大肆扩充陆军精锐，同时专门组建临江水军，分派水师戍守长江沿线各州，日夜操练水战，整备战船军械，严防夔州、三峡等蜀地东部门户，构建水陆双重防御体系。城防上，于天成二年（927年）冬季，征调民力、物料，在成都城外大规模修筑羊马城，加固都城防御工事，深挖壕沟、高筑城墙，让成都成为固若金汤的军事重镇，大幅提升蜀地核心城池的防御能力。

财赋管控上，孟知祥彻底垄断西川所有财政收入。当初后唐大军平定前蜀，攻破成都之后，劫掠府库钱财共计五百余万缗，除尽数犒赏出征将士之外，尚且剩余二百万缗存留蜀地府库。明宗即位之后，中原国库空虚、财政拮据，屡次觊觎蜀地富余财力。

天成元年（926年）十月，朝廷正式下诏，任命赵季良为告国信使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，专职督办蜀地剩余犒军钱，勒令尽数输送洛阳，填补中央国库空缺。孟知祥态度强硬、寸利不让，公然拒不奉诏，仅象征性输送十万缗库金至洛阳敷衍朝廷，同时直言上奏：“西川州县租税财赋，全数用于供养十万守军、安抚蜀地百姓，维系地方安稳，朝廷分毫不可再索取。”彻底断绝了中央调取蜀地财赋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