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北省赈务委员会主任杨思廉更绝。水灾最厉害的那几天，全省的赈灾事务全该他张罗。可这位主任不见了。后来有人在同仁医院里找到他，问他为什么不去救灾，他举了举手腕，说“皮肤破裂，需住院治疗”。

管赈灾的一把手，因为手上破了块皮，躲进医院不出来。江陵旅省同乡会气得公开发文骂他“将堤工作儿戏，视人命如草芥”。骂归骂，杨思廉毫发无伤。

最扎心的是贪污数字。湖北全省为修堤募捐，数目不小。可事后查出官员私吞捐款的案子二十八起，总额将近七十万银元。这些钱本应变成一块块石头、一袋袋水泥，夯进大堤。结果大堤还是那副“豆腐坝”的样子。洪水一来，全线崩溃。那十四万条人命，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被水冲走的，是被这些蛀虫啃没的。

真正在洪水中救人的，反倒不是官家。沙市商会一盘点，全市存粮只有两千多石，够吃三天。商会会长杨绍东带着一帮生意人，自掏腰包设立收容所，在大赛巷的学校和文星楼贫民工厂施粥。

荆州商会会长金荣甫搞了个水灾防险委员会，报名抢险的每人每天发一升大米，管两顿稀粥。靠这个条件才凑起四百多人，用土豆装进麻袋堵缺口，硬是保住了荆州城没被淹透。官方救灾体系基本瘫痪，真正站在水里扛沙包的是商人、乡绅和那些从没见过名字的普通人。

日本人像闻着血腥味的狼，立刻扑了上来。他们控制的《顺天时报》《盛京时报》天天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水灾惨状，配着大幅照片：水中浮尸、屋顶上的灾民、决口的堤坝。

文字却比照片更毒，一边写“支那政府只顾剿共，罔顾民生”，一边又渲染“长江万里，处处哀鸿”。他们甚至派了几个所谓的“医疗队”到灾区附近转了一圈，又让记者拍下照片发回东京，说中国政府救灾不力，日本侨民捐款反而比南京政府还多。

东京的电台翻来覆去播着同一条新闻：支那水灾，千万灾民流离失所，南京政要却在庐山避暑。这些话半真半假，可配上那些照片，杀伤力极大。

顾长柏听到消息时，刚在华北把工兵营的活安排下去。

他看了几份日本报纸，又翻了翻南京送来的灾情简报，脸色铁青。

罗云冬说：“日本人这是要拿水灾做文章，舆论战也是战争。”

顾长柏把报纸甩在桌上：“他们说得有几句是假的？堤款被贪，堤坝成渣，官员跑的跑、躲的躲，连哪段堤在哪儿都搞不明白。人家不拿这个做文章，才叫对不起那些淹死的冤魂。”

他接着让人给汉口发报，以他个人和顾家商行的名义，先调一千吨粮食、三百顶帐篷、足够数量的奎宁和消毒药品，从长江水道直运荆沙一带，又在灾情最重的几个县分设粥厂和临时卫生站。

他在电报里写得明白：“官家不救，我们救。救不了所有人，至少让活着的人知道，这世道还没烂到根上。”

发完电报，他又对罗云冬说：“日本人想拿水灾当刀，我们偏不让他们如愿。灾要救，账也要算。修堤的钱怎么吞的，谁放的江神，谁躲的教堂，全都记下来。早晚有一天，要这些人吐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