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北事变那种东西，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逼出来的。他们甚至幻想，如果能把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拉过来，再扶持几个亲日的地方实力派，华北就能像切香肠一样，一片一片从中国版图上切下来。

海军更不消停。军令部那帮人向来眼高于顶，对陆军在华北的折腾半是忌惮半是嫉妒。

他们盯上的是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通商权益，认为中国最肥的地方不在华北，而在沪宁一线。

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常年驻扎虹口，他们的情报网络沿着长江一路铺到武汉，连芜湖、九江、长沙的江岸水文都摸得门儿清。这次水灾，海军也派了人到武汉“慰问”，回来之后给军令部的报告里，交通线、防务部署、仓库位置一条不少。

陆军和海军像两条抢食的狗，一个朝北拱，一个朝南挤，全是为了把更多的中国土地和资源抓进自己手里。

外务省在台面上讲“广田三原则”，中日提携、经济合作、共同反共，一套一套的。

可真到了台面下，外务官们连一句硬话都不敢对军部说。军部在前线制造事端，外务省只能追在后头修补形象。

文官们偶尔也发几句牢骚，可一看相泽三郎的刀，又全都把嘴闭上了。

日本这架机器，早已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派系能完全控制的了。

它所有派系都想要中国的地，分歧只在于什么时候动手、用什么方式拿。

有人要快，有人要稳，有人想把苏联挡在身后，有人想从海上掐住中国的喉咙。

唯一不变的，是没有人打算停下来。

洪水也好，华北也好，都只是他们棋盘上的一个节点。

而中国这边，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：一备战。

东京一家啤酒馆的二楼，几个皇道派青年军官喝得面红耳赤。

矮桌上堆满空酒瓶，墙上挂着“至诚通天”的条幅。一个少佐把军刀往榻榻米上一拍，咬着牙说：“永田那帮人，满嘴什么‘逐步蚕食’，‘先消化满洲’，全他妈是胆小鬼的借口！支那算什么？一场洪水就淹掉半个省，南京那些当官的只顾往自己兜里揣银子。我们不趁机打过去，等他们修好堤、喘过气来再动手吗？”

旁边的大尉接口道：“签了协定回来有什么用？靠一张纸就想要华北？华北是要用刺刀去拿的！关东军的后辈们已经把刀架在支那人脖子上了，东京却让他们停。天皇帝国的国运，就耽搁在这些文官和守财奴手里！”

另一个中尉猛拍桌子，声音里全是愤恨：“苏联又怎样？统制派一听苏联就吓得要死。越怕他，他越敢动。我们皇军从日俄战争起就没怕过俄国人。如今满洲到手，正是挥师北上、一雪前耻的时候。他们可倒好，天天算着家底，算来算去连关东军往前多走一步都要电报请示。这仗还没打，气先被他们磨光了。”

少佐仰头灌下一杯冷酒，目光阴狠：“所以永田必须死。挡我们路的人，都得死。等把这些穿着军装的官僚清干净，帝国才有真正的未来。”

窗外电闪雷鸣，屋里再没人说话，只有刀鞘磕在地板上的闷响，一声接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