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在亚速尔群岛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早上，保罗继续飞。从亚速尔群岛到里斯本，一千五百公里，飞了十个小时。从里斯本到的里雅斯特，两千公里，飞了十七个小时。当他看见的里雅斯特的海岸线时，太阳正在往下沉，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。

他开始下降。飞机穿过云层，下面是炮台。他看见了那七门旧炮，看见了围墙上站着的人——不是雅各布，不是莱奥，不是伊洛娜，不是施密特。他们在飞机上。站在围墙上的是几个年轻的士兵，他们仰着头，看着那架从西边飞来的飞机，挥着手。

保罗降落了。轮子着地，滑了一段，停了。

他坐在座位上，一动不动。

“回来了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他解开安全带，从座位上跳下来，站在炮台的土地上。风还是那个味道，咸咸的，腥腥的。海鸥还是那些海鸥，蹲在炮管上，缩着脖子，嘴巴微微张开。

“科恩先生，我们回来了。”

雅各布从飞机上爬下来，腿软，站不稳。他扶着机翼，看着那间咖啡馆。招牌还在，“炮台咖啡馆”，字迹模糊了，但还能认出。他走进去，拿起咖啡壶，煮了一壶咖啡。香味弥漫开来，飘到外面，飘到围墙上，飘到海边。

“好香。”保罗走进来，端起一杯咖啡，喝了一口。

“好喝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比美国的好喝。”

雅各布笑了。“那当然。美国人不会煮。”

1907年秋天，保罗飞过大西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。报纸上登着他的照片，有人称他为“帝国的骄傲”，有人称他为“人类的奇迹”。皇帝从维也纳发来贺电，说他是“奥地利最优秀的儿子”。保罗看了贺电，没有说话。他把电报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继续修他的飞机。

“保罗，你不高兴吗？”施密特问他。

“高兴。”

“你脸上没笑。”

“心里笑了。”

施密特叹了口气。“你这个人，跟你莱奥叔叔一样。心里笑，脸上不笑。”

保罗笑了。“他教的。”

1914年，春天。

七年过去了。保罗四十岁了。他的飞机换了好几代，现在的这架翼展四十米，有四台发动机，能坐二十个人。他本来想再飞一次美国，带更多人去看自由女神像。但帝国不太平了。报纸上天天在说战争，说塞尔维亚人要闹，说俄国人要打，说德国人要帮。保罗不懂政治，他只知道，风不对了。

“科恩先生，风不对了。”

雅各布六十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驼了，但还在煮咖啡。他每天煮，每天擦杯子。杯子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但那个空瓶子还在柜台上，里面插着野菊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。

“什么风？”

“东南风。三级。但云不对。云是黑的。黑云会下雨。”

“下雨就收衣服。飞机收进机库。”

“不是下雨。是打仗。”

雅各布放下杯子，看着他。“你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怕也没用。”

“那你担心吗？”

“担心。担心飞机被征用。军队要飞机，我挡不住。”

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。“那你就把飞机藏起来。藏到打完了再拿出来。”

“藏哪？”

“藏山里。的里雅斯特后面有山，山里有洞。藏进去，没人找得到。”

保罗想了想。“好。藏山里。”

1914年6月28日，萨拉热窝。

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到炮台的时候，保罗正在机库里修飞机。施密特从营房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份电报，脸色发白。

“保罗！大公被杀了！在萨拉热窝！”

保罗放下扳手，看着他。“谁杀的？”

“塞尔维亚人。一个学生，叫普林西普。”

保罗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会打仗吗？”

“会。一定会。”

保罗走到机库门口，看着天空。天空很蓝，蓝得有点假，像一幅画。海鸥在头顶盘旋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风从东边吹来，凉凉的，稳稳的。

“科恩先生，”他对着空气说，“风不对了。”

没有人回答。但他觉得，雅各布在听。